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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也有男扮女装?浅谈古人的男装大佬和女装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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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江东周郎先生

  文|(专注优质原创文章,拥有本文章版权,欢迎转发分享,抄袭、搬运必究)

  现在有很多反串的表演节目,不管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都非常吸引眼球,不过这种穿衣方式在影视剧中,就要显得更有韵味一点,比如前段时间大热的《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檀棋,就是由女演员热扎依扮演的男士,整个人非常有气质,那么真正生活在古代的人有没有这种穿着异装的需求呢?

  

  一、为礼制所禁的“异装”

  当一个人刚刚出生的时候,个人对性别是没有概念的,但是慢慢的长大之后,人们就有了性别的区分,可是这种以生理构造作为区分的方式,似乎并不被所有人认可。但是在大环境下,“男女有别”还是大家需要遵循的规则,所以性别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

  在《礼记·内则》中记载得有“男女不通衣裳”,而与衣裳相关的服制是“礼”的一部分,并且占据重要的位置。由于服制和身份阶级有密切关系,所以就会以服装的形式明确划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也因为有礼制的存在,每每历史上出现有人身着异装,就会被大家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并且这种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而古人所指的异装,是指那些打破了社会对性别的认知,再通过穿着异性服装来掩饰或模糊自己真正性别特征的穿衣现象。在《汉书·外戚传》中就记载了最早的异装挑战者末喜,形容她是“女儿行,丈夫心。”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男装大佬。

  那么有没有喜欢穿着女装的古人呢?其实三国时期的玄学家何晏就是,有记载说他“好服妇人之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很难被众人接受的,所以恶评好评都有。比如傅玄就说过何晏穿的是妖服,其实这都跟傅玄认定的“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服制有关,他认为身着异装是天下的不幸,也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异装的接受度受到了礼制深深的影响。

  

  二、大唐的异装“黄金期”

  尽管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异装的现象,但是被更多人接受的时期还是在唐代,人们不仅更公开化的穿着异装,还将异装穿着方式变得生活化,所以才会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见到穿着异装的人。这都跟唐代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包容度有关,由于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唐代的女性着装也一度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而异装也就不再是异类一般的存在了。

  想要进一步了解唐代的异装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从男装融入女装的历史流程中了解。当时的男装多以幞头、圆领袍、脚蹬靴为主要特征,而袍子搭配靴子的形制,受到北魏游牧民族因活动便利性而演化出的戎装的影响,幞头则一直是男子佩戴的饰物,从史料中我们还可以得知,这种男装服制从高宗时期就已经有了,并渐渐在女装上流行起来。

  在《新唐书·五行志》中记载了举行宴会时,太平公主穿着武官的官服,在皇帝面前献舞的事情。而皇帝作为当时最高的统治者,面对太平公主穿着异装的事情表现得非常包容,不仅没有指责,还和皇后笑着说:“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颇有几分感到新奇又宠溺的味道,这就为之后的异装“黄金期”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玄宋时期,以女扮男装为首的异装现象更加兴盛,在《中华古今注》中就记载下了当时人们身着异装的情景: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而《旧唐书·舆服志》中则记载了“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的现象。

  不过细细分析这场异装盛况的话,还能发现一些线索,原来对于上层女子来说,穿着男装还是不容易接受的,她们更愿意穿着主流的裙衫。反倒是一般的宫廷婢女热衷于穿着男装,不过她们热衷的原因,还是跟日常生活的实用性有关,为了更方便劳动,女子穿着男装更加舒适。

  不过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国力就大不如从前了,那么曾经开放的多元化气象自然也不再被提倡,这个时期,儒家的天人感应发挥了作用,将女子身着男装的行为再次视为不详先兆,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将引起祸乱的原因归咎于异装。

  

  三、文学作品中的“异装情节”

  除了记录现实以外,基于现实创作的文学作品,有些也书写了女扮男装的情节,不过书中描写的女子身着异装的现象,大多是由于防御和进攻而产生的,伪装成了异性,既可以逃避礼节繁复的婚姻,又能防止男性侵犯她们。而且以男性的身份融入社会,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比如《花木兰》中的木兰、《梁祝》中的祝英台,《再生缘》里的孟丽君等等,都是女扮男装在社会上谋求事业的典型代表。

  虽然女扮男装这种形式很好理解,但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穿着异装的女子,是以放弃自身女性身份为前提,再以男性角色需要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和行事作风来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她们选择穿上男装,并不是为了便于劳动,而是知道在男权社会中要顺势而为,这样才能做出女子身份做不到的事。

  

  四、“男扮女装”的存在形式

  在现实中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扮男装”形式,基本都是女子为了方便自己活动,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选择的一种穿衣方式,带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同时承担着一部分社会责任,并对主体稳固的男权社会够不成太大的威胁。

  但“男扮女装”就与之不同了,因为男子在古时候就是劳动力的代表,是阳刚的象征,要肩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男子穿上女装之后,不仅是对性别身份的舍弃,还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自然更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

  不过再大的阻碍,也抵挡不了“男扮女装”的势头,比如在《隋书·柳彧传》中就记载的有“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描写的就是“男扮女装”的杂技演员。并且在南宋宫廷杂剧和民间南戏等表演活动中,将“男扮女装”演变为一种常态的异装形式。而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传统的阴阳文化相关,一方面也是男性迫于生存压力而做出的选择,所以是带有一定矛盾性的。

  文|(专注优质原创文章,拥有本文章版权,欢迎转发分享,抄袭、搬运必究)

  现在有很多反串的表演节目,不管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都非常吸引眼球,不过这种穿衣方式在影视剧中,就要显得更有韵味一点,比如前段时间大热的《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檀棋,就是由女演员热扎依扮演的男士,整个人非常有气质,那么真正生活在古代的人有没有这种穿着异装的需求呢?

  

  一、为礼制所禁的“异装”

  当一个人刚刚出生的时候,个人对性别是没有概念的,但是慢慢的长大之后,人们就有了性别的区分,可是这种以生理构造作为区分的方式,似乎并不被所有人认可。但是在大环境下,“男女有别”还是大家需要遵循的规则,所以性别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

  在《礼记·内则》中记载得有“男女不通衣裳”,而与衣裳相关的服制是“礼”的一部分,并且占据重要的位置。由于服制和身份阶级有密切关系,所以就会以服装的形式明确划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也因为有礼制的存在,每每历史上出现有人身着异装,就会被大家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并且这种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而古人所指的异装,是指那些打破了社会对性别的认知,再通过穿着异性服装来掩饰或模糊自己真正性别特征的穿衣现象。在《汉书·外戚传》中就记载了最早的异装挑战者末喜,形容她是“女儿行,丈夫心。”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男装大佬。

  那么有没有喜欢穿着女装的古人呢?其实三国时期的玄学家何晏就是,有记载说他“好服妇人之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很难被众人接受的,所以恶评好评都有。比如傅玄就说过何晏穿的是妖服,其实这都跟傅玄认定的“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服制有关,他认为身着异装是天下的不幸,也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异装的接受度受到了礼制深深的影响。

  

  二、大唐的异装“黄金期”

  尽管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异装的现象,但是被更多人接受的时期还是在唐代,人们不仅更公开化的穿着异装,还将异装穿着方式变得生活化,所以才会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见到穿着异装的人。这都跟唐代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包容度有关,由于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唐代的女性着装也一度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而异装也就不再是异类一般的存在了。

  想要进一步了解唐代的异装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从男装融入女装的历史流程中了解。当时的男装多以幞头、圆领袍、脚蹬靴为主要特征,而袍子搭配靴子的形制,受到北魏游牧民族因活动便利性而演化出的戎装的影响,幞头则一直是男子佩戴的饰物,从史料中我们还可以得知,这种男装服制从高宗时期就已经有了,并渐渐在女装上流行起来。

  在《新唐书·五行志》中记载了举行宴会时,太平公主穿着武官的官服,在皇帝面前献舞的事情。而皇帝作为当时最高的统治者,面对太平公主穿着异装的事情表现得非常包容,不仅没有指责,还和皇后笑着说:“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颇有几分感到新奇又宠溺的味道,这就为之后的异装“黄金期”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玄宋时期,以女扮男装为首的异装现象更加兴盛,在《中华古今注》中就记载下了当时人们身着异装的情景: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而《旧唐书·舆服志》中则记载了“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的现象。

  不过细细分析这场异装盛况的话,还能发现一些线索,原来对于上层女子来说,穿着男装还是不容易接受的,她们更愿意穿着主流的裙衫。反倒是一般的宫廷婢女热衷于穿着男装,不过她们热衷的原因,还是跟日常生活的实用性有关,为了更方便劳动,女子穿着男装更加舒适。

  不过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国力就大不如从前了,那么曾经开放的多元化气象自然也不再被提倡,这个时期,儒家的天人感应发挥了作用,将女子身着男装的行为再次视为不详先兆,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将引起祸乱的原因归咎于异装。

  

  三、文学作品中的“异装情节”

  除了记录现实以外,基于现实创作的文学作品,有些也书写了女扮男装的情节,不过书中描写的女子身着异装的现象,大多是由于防御和进攻而产生的,伪装成了异性,既可以逃避礼节繁复的婚姻,又能防止男性侵犯她们。而且以男性的身份融入社会,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比如《花木兰》中的木兰、《梁祝》中的祝英台,《再生缘》里的孟丽君等等,都是女扮男装在社会上谋求事业的典型代表。

  虽然女扮男装这种形式很好理解,但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穿着异装的女子,是以放弃自身女性身份为前提,再以男性角色需要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和行事作风来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她们选择穿上男装,并不是为了便于劳动,而是知道在男权社会中要顺势而为,这样才能做出女子身份做不到的事。

  

  四、“男扮女装”的存在形式

  在现实中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扮男装”形式,基本都是女子为了方便自己活动,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选择的一种穿衣方式,带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同时承担着一部分社会责任,并对主体稳固的男权社会够不成太大的威胁。

  但“男扮女装”就与之不同了,因为男子在古时候就是劳动力的代表,是阳刚的象征,要肩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男子穿上女装之后,不仅是对性别身份的舍弃,还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自然更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

  不过再大的阻碍,也抵挡不了“男扮女装”的势头,比如在《隋书·柳彧传》中就记载的有“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描写的就是“男扮女装”的杂技演员。并且在南宋宫廷杂剧和民间南戏等表演活动中,将“男扮女装”演变为一种常态的异装形式。而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传统的阴阳文化相关,一方面也是男性迫于生存压力而做出的选择,所以是带有一定矛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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